原标题：给“洗稿”划一个法律边界

　　一篇通过官员落马事件展现媒体与甘肃某地官场角力的自媒体文章《甘柴劣火》，引发了有关“洗稿”的激烈争论。财新记者王和岩在朋友圈转发该文并评论：“原来，所谓爆款文章可以根本不用采访，不花任何成本，不冒任何风险，利用付费阅读壁垒，就可以攒吧攒吧炮制出爆款来。”而该文作者黄志杰在回应中提出，财新网提供了一部分新闻事实，但是没有权力垄断新闻事实的传播，且文章的组织梳理是本人的“独家叙事”。当事人互不相让，旁观者也分化为两大阵营。

　　“洗稿”一词，是伴随着自媒体出现的。和以前抄袭只作微小改动甚至“原封不动”相比，“洗稿”“高明”了许多。整合其他文章信息，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再写一遍，在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就是原创文章，但事实上，有价值的信息都是他人的。因为可以采取更情绪化表达（传统媒体不允许夹叙夹议，但自媒体运用纯熟）。

　　“洗稿”往往取得比原文更大的传播效应。2018年7月，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18”专项行动，其中包括对“洗稿”行为的整治。但对于如何认定“洗稿”，目前仍然缺乏清晰的界定。

　　“法律不能垄断思想”，著作权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有其道理。“虽然利用了其他媒体的信息，但‘独家叙事’保证了文章原创性”，“洗稿”者多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从现实看，原文作者要打赢官司，难度不小。尤其是在一篇自媒体文章“洗”多篇稿子的情况下，更需要被“洗”文章的作者联合起来，否则，凭某一作者“单枪匹马”打赢官司，难度更大。

　　“新的游戏已经展开，新的规则尚未确立”，从这个角度，我很希望这场争论最终演化为一场诉讼，通过法院裁判确定一些规则。

　　第一，对原文信息，怎样引用、多大比例引用是合理的？

　　《甘柴劣火》一文开头即声明：“本文所有信息，均来自国内官方认可、可信赖的信源”，但这显然不足以成为免责理由。自由撰稿人宋志标分析该文后发现：“对引用材料的使用，不是无损的完整标注，而是打碎，零散布局。如此一来，哪句话是引用媒体的既有报道，哪句话是他自己的，就变得含糊起来。”

　　是像宋志标所说“对媒体报道内容的借用、引用，尊重版权的最合适做法是使用直接引语，全部放在引号里”，还是拆解材料，用自己的话说一遍即可？如果前者才被视为合理应用，那么，引用占多大比例可认为是“洗稿”？

　　第二，对财新这样的付费媒体，应否区别对待？

　　财新网在转载指引页面中声明：“为报道消息而引用《财新》的内容时，须注明‘据《财新》报道’。”“被引用内容分多个自然段时，每一段开始都应重复来源媒体名称，且原则上引用总量不得超过《财新》原文的十分之一，如遇独家报道、专题报道及其他重大报道，引用比例应与《财新》书面商定。”有人认为财新这样规定有些“霸道”，不利于信息的传播。

　　但需要注意的是，付费阅读是财新等媒体生存、获利的模式。独家信息是媒体付出巨大人力、财力获得，读者（“洗稿”作者）将通过付费获得的信息“用自己的方式”做又一次传播，是否需要比“二次传播”免费信息更严格的限制？

　　第三，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和其他权益的平衡？

　　《甘柴劣火》备受质疑的同时，也得到不少好评。赞成者认为，该文通过信息整合，实现信息的又一次传播，于社会是有利的；个人、单位的著作权权益应为公共利益“让路”。

　　上述观点拿“公共利益”说事，很有迷惑性。但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于社会有价值的信息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那么，著作权保护恐将无从谈起。

　　接受打赏，吸引粉丝，“洗稿”有巨大利益，一些人才会乐此不疲。在这一事件中，微信运营方将该文打赏退还用户，用行动表明了立场，但最终了断是非的，只能是法律。

　　（作者系检察日报评论员）

(责编：韦衍行、汤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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