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大连东港国际会议中心，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下称夏季达沃斯年会）正在进行。即便有2000多名参会者，会场免费提供的饮料也从未断供。一个又一个空瓶不停填满摆放在场馆各处的分类垃圾桶——由可回收、不可回收两个为一组，卡其色瓦楞纸材质标志着，他们在完成使命后也将被回收。

　　就在年会第一天（7月1日），被称作“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条例”在上海正式施行。而到2020年，将有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分类让有关垃圾的故事亮出了冰山一角，但在迈出第一步之后，其将带来的实际效益，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产业风向已指向垃圾分类后的广阔领域。废旧布料再造衣已被开辟成一个、饮料瓶循环利用技术正在多家跨国企业中得到率先尝试——包括纳米、降解等和新技术，让分类后的垃圾有了。

　　而在技术尚未普及的现在，如何降低垃圾分类成本、提升效益？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长潘教峰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卫星监测和分析技术，城市垃圾将有更高效、更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分类的成本问题如何计算？

　　尽管垃圾分类带来的环境效益十分可观，但在政策可持续性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其带来的成本问题。一种普遍观点是，垃圾分类可以到达何种水平，取决于居民能忍受多大的成本。

　　成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朱芬芬曾分析指出，仅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涉及的社会成本，就包括土地成本、政策倾斜、污染治理和健康问题以及个人或家庭的时间成本。

　　社会成本的增加似乎并没有换来经济成本下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冀认为，垃圾分类工作摊派到每个人头上后，反而推高了垃圾处置成本，由于“不分类只需一种收运处置体系，分类了就要另立山头，而多出来的收运处置体系意味着多花钱”。

　　对于这个关乎垃圾分类可持续性的根本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给出不一样的答案：要计算成本，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成本的含义。

　　“过去用传统的化发展方式有很多成本，实际上并没有计算出来，没有内化。现在，绿色发展也有很多收益，也没有计算出来。”他指出，若将垃圾分类看作绿色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它带来的效益有望超过成本。

　　在他看来，绿色经济不仅在治理污染方面做减法，更多是在做加法、甚至乘法，最终将为整个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实际上，绿色发展方式从经济效益上比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更具竞争力，也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他说。

　　但是，如何让长期效益覆盖短期成本？刘世锦认为，可以将垃圾分类推行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垃圾分类变成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回报，这样我们才真正进入一个绿色发展的社会。”他指出。

　　科技赋能垃圾处理的可能性

　　另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是，用创新手段降低垃圾处理与回收成本。

　　谈及垃圾分类普及，可口可乐亚太区研发部副总裁黄晓燕显得十分欣喜。她回忆起一年前的天津夏季达沃斯年会上，由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一款名为“左右未来”的概念机器——机器左边售卖饮料，右边回收瓶子，“让饮料的销售出口成为包装的回收入口，提高正向物流与反向物流的经济性”。

　　更早拥抱科技的是日本福冈市。早在上世纪80年代，福冈市政府就与福冈大学合作，探索出一种半耗氧式的垃圾填埋方法。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福冈市市长高岛宗一郎介绍，相较于简单填埋可能严重污染周边环境的做法，福冈的填埋方式不仅能变垃圾为能源，为城市提供动力，而且还能节省土地资源，使垃圾填埋场发展成为有机田，种植农作物。土地可在非常短的周期内，再作进一步发展利用。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则发布了一套使用卫星监测、结合大数据手段，针对垃圾类型、来源为城市提出具体治理方法的方案。该院院长潘教峰表示，这套体系可以加大垃圾处置、变废为宝等技术的推广力度，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但科技运用仍处于初期阶段。即便已将目光投向未来之城，日本筑波市市长五十岚立青仍不得不承认，筑波新修建的垃圾场仍然需要借助人工力量，处理垃圾的方式不够“未来”。

　　而据刘世锦透露，尽管其所在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已将收集成熟、接近成熟、推广以后能够产生明显节能减排效果的重大绿色技术提上日程，但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如何让它使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他看来，要推动新技术应用，要将新技术的信息向全社会展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垃圾分类要通过法律来推动，并仍需要投入资金支持。

　　如何更好实现垃圾循环利用？

　　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让垃圾得到更好处理，在垃圾处理链条终端减少其带来的不良影响。但若把目光向前端移动，另一种更有想象空间的做法是，让垃圾尽可能少甚至不再产生。

　　作为“再造衣银行”创始人，张娜将市场锁定在中国回收利用率不足10%的废旧纺织品。她将旧衣物拆开打散，经过设计重构，做成风格各异、个性十足的再造衣物。“将环保与设计相结合，完全能开辟出一种时尚。”她说。

　　同样的组合，黄晓燕则展示了另一种搭配思路。她在论坛现场展示了自己的手拎包、皮鞋和衬衫。“这些都是用回收的塑料瓶再生而成。谁说它们是垃圾？我们确信，垃圾是没有放对地方的资源。”她说。

　　将错配的资源重新配置，以实现垃圾循环利用，这种被称为的概念其实早已有之。但显然，要让大众更好地接受这些“变废为宝”的物品，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张娜发现，目前，国内“可持续发展时尚”还相当小众，她希望这一时尚观念早日被人们接受，让服装回收多一条路径；而在黄晓燕看来，包装成时尚或许是推动循环经济的一种可行之策——“在习惯形成之前，推广者可以为循环经济模式赋予一些趣味和情怀，使其变得新潮和时尚，从而带动全民行动。”

　　巴西一家资源回收管理企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苏萨认为，要推动循环经济，“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把垃圾管理作为自我发展的一部分，进行本地化解决，在生产和回收之间做好连接”。

　　此外，新科技手段亦在让参与循环经济的产品变成真正的“新品”。

　　嘉士伯集团监事会主席弗莱明·贝森巴赫多年参与纳米材料研发工作。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在垃圾处理领域，纳米技术可以用来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比如研制有机塑料。“纳米技术在循环经济中将大有可为。”他总结道。

　　责编 祝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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