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彤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近日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显示，等数字金融、金融科技正在打破传统的“胡焕庸线”，即“黑河—腾冲分割线”：从2011年到2018年这8年间，东西部移动支付覆盖率的差异下降了15%。与之对应的，东西部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差距显著缩小，西北部区域的发展潜力正在被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唤醒。

　　“胡焕庸线”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该对比线北起黑龙江黑河，一路向西南延伸，直至云南腾冲，将中国划分为东南、西北两大板块，被视为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分割线东南各省区的经济总量、人口密度、城镇化程度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北各省区的上述指标则相对落后。因此，“胡焕庸线”两侧的差异，颇能代表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并且这种不平衡较为显著。

　　如今，科技的发展为缩小地域差距提供了新思路和好办法。平衡区域发展的“金融科技之利”值得深挖。正如黄益平的研究所示，数字金融、金融科技能够提高落后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进而唤醒其发展潜力。关键在于，如何在眼花缭乱的科技进展中把握金融科技的实质，使其真正弥补区域差距、服务实体经济。

　　运用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平衡区域发展，一大重点在于如何避免“泛化”。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曾表示，金融科技有被“泛化”的危险，要解决真问题，不能成为泡沫。所谓真问题，就是要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能够提升整个金融业的信用基础，为监管当局提供各项经济活动的流转轨迹，让金融业的参与者能准确、及时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同时要能够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

　　避免金融科技“泛化”，最重要的还是打好数据“地基”，让坚实的数据基础设施成为金融活动的信用基础。相比东部，西部地区在传统基础设施如交通、水利、环保等方面相对落后。进入数字时代，网络、数据、信息系统成为新的重要基础设施，西部地区得到了迎头赶上的机会。对于新兴基础设施建设，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不能说完全站在同一起跑线，但两者起点的差距的确有所缩小，也就是说，各地区都是在一个相对原始的状态下起跑。西部地区必须把握住赶超之机，“人一之我十之”地培植数据基础，建设数字政府。

　　复旦大学联合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发布的《2019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国内新增了36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从开放程度来看，东南沿海地区的省级平台已经逐渐相连成片，向内陆地区不断扩散，并且贵州、宁夏等一些西南、西北省区的城市也进入了全国十强。这反映出在科技的支持下，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水平更加均衡，差距有所缩小。同时，西部地区在加速赶超时，也要避免一些徒有空架子的所谓“”“”“”项目，要辨明项目有无实际内容，免于陷入噱头与炒作。

　　运用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平衡区域发展，另一大重点在于找到金融科技的具体落脚点。移动支付是一个数字金融落地的范例。有观点认为，移动支付只是模式创新，而非实质创新。其实不然。移动支付对于提高金融体系效率，特别是提升地区金融服务可得性颇有助益。

　　黄益平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点。过去，我国西北部区域占国土面积的56.29%，却只贡献了4.3%的国内生产总值，养育了5.61%的人口，而移动支付正在填平这个发展鸿沟。

　　以往，我国东西部金融服务中的“胡焕庸线”现象十分明显：西部经济相对落后，获得及相应金融资源较少；而经济发达地区获得的银行信贷及相应金融资源较多。如今，在北京的用户和在西藏的用户获得的金融服务差别已经大为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数字金融所带来的变化可能是革命性的，移动支付有助于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新注册企业的数量甚至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

　　不可否认，虽然有移动支付这样的成功案例，但我国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的业务产品同质化现象仍较为严重，亟待有更多可行应用落地，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如此，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带来的普惠效果才能覆盖更广阔的地域，发展滞后的西部、北部地区才可能得到更多金融资源与服务，加速弥补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应该说，金融科技在平衡区域发展、支持实体经济方面的潜力仍然值得深挖，这需要我们实实在在的付出，并找到更多实际应用场景和有价值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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