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件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1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综合经济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营商环境几个维度上为城市排定座次。这份报告显示，在“综合经济竞争力排行榜”的前20名中，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天津两座；而在“可持续竞争力排行榜”的前20名中，南方城市占到15座。报告称，与2017年相比，2018年北方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平均下降了6.2位，南方城市则平均上升了4.6位，总体呈现南部城市排名上升、北部城市排名下降的趋势，南北分化加剧。

　　另一件事，是山东省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率队考察了嘉兴、泉州、宁波、苏州、南通五市。结束这次“南下之旅”后，他在《潍坊日报》发文感叹：“感觉我们跟人家不在一个时代”。这篇万字长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发人们热议。

　　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意味颇深。应该说，两件事存在因果关系，前为因，后为果。前一件事折射出南北经济差距正在拉大。这种分化不只体现在排行榜上，也体现在数据上——无论是GDP、人口数量，还是高市值初创企业数目，“秦岭—淮河”线以南的省市都占据上风，且优势愈发明显。日益显著的南北差距引出了后一件事——众多北方城市开始了找差距、取经验的“向南学习”热潮。

　　“向南学习”，究竟在学什么？该学什么？

　　惠新安将差距总结为五点，即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思想观念上的差距、工作作风上的差距、营商环境上的差距、工作推进上的差距。他在文章中谈到自己的直观感受：“南方干部作风低调、不事张扬、埋头干事、注重实效。不像我们有些干部，更多注重场面、表面的东西。相比南方五市，我们的差距之大显而易见。看了之后，不仅具有强烈的危机感，而且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危机感源于今天的差距，恐惧感来自五年、十年、十几年后的差距。”

　　在笔者看来，南北差距的实质，是思想观念的差距和经济市场化水平的差距。正是思想观念的落后，导致了工作作风不如人意，随之引发了工作推进、营商环境和发展水平的后进，并最终使北方不少地区的经济市场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落于人后。因此，“向南学习”要警惕流于“一阵风”，该学的不是皮毛，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具体做法，而应该抓住精髓，学习南方领先地区先进的服务观念以及对市场经济和政商关系的深刻理解。

　　南北地区在营商环境、市场化水平上的差距，不仅映射在GDP、人口数量、高新企业数量等数据上，也体现在微小直观的例证中。此前据媒体报道，一家名为 “凤岐茶社”的公司，诞生于山东，生存经营难以为继，迁到浙江嘉兴乌镇后却迎来新生，成为了“国家级众创平台”的“互联网＋”农业企业孵化公司。这件事引起了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的关注，并对此做出批示。山东省干部对此事进行学习研究后，发现问题直指营商环境。该企业负责人在接受浙江媒体采访时谈到：“我们到乌镇后，事情最多只需要找一个人就可以办好。我把问题提出来，基本上在两天内就会有相关部门来反馈，很快落实好。”而山东当地官员则反思说：“‘凤岐事件’实际上反映出同志们的思想不解放、服务不到位、政策不落实等深层次问题。”上述种种，都直观反映出鲁浙两地营商环境的差异。

　　与此同时，南方发达地区在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也不断传来新消息。6月25日，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 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将给予浦东新区更大的改革发展自主权，将赋予其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将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立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和人才减负松绑，激发创新潜力和市场活力，聚焦政府职能转变、全方位对外开放。在更早之前，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沈磊在第六届财经发展论坛上表示，浙江省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财政资金正逐步退出竞争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

　　应当说，上述先进地区“强者愈强”的做法、举措、思路，正是北方“向南学习”的正确指向。解放思想，再解放思想。只有在思想上弄清了“政府究竟应该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在面对市场时政府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以及“如何通过放权来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这几个核心问题，部分地区的政府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以及“服务者”这个角色的含义。唯有在思想上先实现市场化和现代化，“向南学习”才不会流于“一阵风”，政府才可能真正放权，扮演好服务者的角色，地方的营商环境、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才可能真正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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